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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1927—），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考入，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1951年毕业。1951—1956年就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从事党联系和管理科学界的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重大科学历史事件，如新法接生推广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十二年科技规划” 的制定，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创建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1961—1965年， 参与氢弹的理论研究，在氢弹材料及相应的爆炸机理、平衡和不平衡状态下氢弹应满足的流体力学方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65—1966年作为科研骨干参与“层子模型”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多种奖励。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追求科学和革命的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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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1927年8月出生于上海。其曾祖父何维健曾任晚清湖北盐法道督粮道。光绪九年（1883年）移居扬州，在扬州建造后来被誉为“晚清第一园”的“寄啸山庄”（今称“何园”）。1901年，何维健率家族移居上海，欲发展现代工商业。但由于多种原因何家创业失败，并逐渐走向没落。

清华毕业后，何祚庥回上海与母亲的合影（1951年8月14日）

何祚庥幼年时接受的是“家馆”教育。194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当时最好的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南洋模范中学，讲授数理化等科目的教师都是一些名师。赵宪初先生教数学，俞养和先生教物理，徐宗骏教化学。俞养和老师的物理课讲得非常精彩，他引导何祚庥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何祚庥后来走上了从事物理学研究的道路，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学习之外，何祚庥还从老师们那里接受了抗日救国思想。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何祚庥一方面学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接触到老师们私下传播抵抗日本侵略的思想。年轻的学生们在抗日爱国思想下，曾自发地抵制学日语。

1945年中学毕业时，何祚庥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为毕业后的生计着想，何祚庥选择了化学专业。虽然读的是化学专业，但是他那时对物理依然很有兴趣。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使人们了解到了原子弹的威力。原子弹爆炸不久，美国便出版了介绍原子弹原理的《史密斯报告》，随即中国就翻译出版了这份报告。何祚庥用微薄的零花钱购买了《史密斯报告》中译本，逐字逐句阅读，这更强化了他对物理的热爱 。

何祚庥在上海交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那时上海电力供应很紧张，宿舍9点半就要熄灯。功课做不成了，上床又睡不着，同学们就开“卧谈会”，大家七嘴八舌，畅所欲言，纷纷发表对时局和政治等方面的“高见”。可以说，这是一种自发的“政治学习”。在上海交大期间，何祚庥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参加了进步活动。

1947年，何祚庥通过了清华大学在上海举行的转学考试，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转学清华，转学物理。“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何祚庥说，“第一是我改行学物理了，没有这个改变，我就不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了；第二，到清华的第二天，就有一位我在中学时代的同学，介绍我在清华参加了地下青年团（当时的名称是民主青年同盟），两个月后，又参加了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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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何祚庥终于踏进了心仪的清华园。由于在上海交通大学学过1年，是转学生，何祚庥直接进入物理系二年级。清华大学名师荟萃，何祚庥选修了许多名师的课程，如周培源讲授的“理论力学”，叶企孙教授讲授的“物性论”（property of matter），艾思奇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何祚庥在余瑞璜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清华解放前夜，作为地下党员，何祚庥参加了保卫清华大学、保护教授的活动，与钱三强在科学馆打地铺彻夜交谈，畅想发展原子弹事业。

大师们的言传身教，对何祚庥追求科学与革命的一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氢弹理论研究与“附骥尾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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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虽然一心想着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做出贡献，然而1951年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当时于光远是理论宣传处的副处长。办公室很简陋。办公桌、板凳、椅子都很破旧。于光远是处级领导，坐的是藤椅。何祚庥是干事，坐木方凳。两人共用一张办公桌，面对面办公。

作年轻干部时的何祚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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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6年， 何祚庥在宣传部科学处，从事党联系和管理科学界的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重大科学历史事件，如新法接生推广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十二年科技规划” 的制定等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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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经钱三强的建议和帮助，何祚庥离开中宣部科学处，调入核工业部参加原子能研究工作，从此何祚庥“归队”到物理学研究。

原子能研究是高度保密的工作。当时选拔人才的政策是“又红又专”，很看重家庭出身。虽然何祚庥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了地下党，可是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所以只能参加些原子能研究的“外围”工作。稍后，何祚庥被选入中苏等国联合成立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1960年4月，何祚庥奉调回国，进入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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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氢弹理论研制过程中，大家高强度工作，常常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或者更多。氢弹研制属于机密，那时候在国际上根本就没公布过，谁也不知道氢弹怎么做，大家整天一起讨论，一起“猜”。研究组整天就是讨论和辩论，激动时有的是指摘别人的观点是“狗屁”。但是，争论完了，大家仍然高度密切合作，仍是工作伙伴。大家在辩论中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准，终于找到了氢弹的秘密。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 ，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一位法国专家曾问钱三强： 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何祚庥做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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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的研究是集体协作的结果。如何正确地看待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个人的贡献？何祚庥自我评价说，只是在其中做了小小的工作。他把自己比喻为追随着骏马向前飞跑的一个马尾巴上的“ 苍蝇”。2007年，欧阳钟灿先生对何祚庥的工作评价说：“1961—1965年期间何祚庥院士参加国防任务方面的研究。在原子弹理论方面，研究过原子弹的‘点火’问题，高温、高压、高密度下的状态方程问题，高温、高密度下辐射平均自由程问题 ; 在氢弹理论方面，研究过氢弹的材料以及相应的爆炸机理、平衡和不平衡状态下氢弹所应满足的流体力学方程等重要问题。”由此他认为：“何祚庥院士是我国氢弹理论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